国际合作与跨境打击——从"缅北电诈"到国际反诈联盟

2025年1月，中国演员王星在泰国拍摄期间被骗至缅甸妙瓦底电诈园区，经历了一场跨国营救。这一事件将跨境电信诈骗的治理难题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诈骗分子以"高薪招聘"为饵，将受害者诱骗至境外，在武装势力庇护下实施精准诈骗。与此同时，中国公安部通报了一组数据：自2023年7月部署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工作以来，截至2024年底，累计抓获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5.3万余名，临近中国边境的缅北规模化电诈园区被全部铲除。从"缅北电诈"的猖獗到"国际反诈联盟"的构建，中国正在推动全球反诈治理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作战"。

一、境外电诈窝点的崛起与演变

境外电诈窝点的发展经历了从分散流窜到集中盘踞的演变。2016年至2018年间，小型团伙在东南亚多国流动作案，以冒充公检法、虚假投资为主，规模较小、隐蔽性强。2019年后，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简称"西港"）兴起"科技园"模式——诈骗集团租用整栋写字楼，以合法企业为掩护，内部装修与正规公司无异，高峰期聚集数万名诈骗人员。

2022年，柬埔寨政府在中方推动下开展大规模清剿，西港电诈园区遭受重创，大量诈骗分子转移至缅甸北部。缅北地区特殊的政治格局——地方武装割据、中央政府管控力有限、与中国接壤便于人员流动——使其成为电诈集团新的聚集地。诈骗集团向地方武装势力缴纳高额费用，换取在特定区域内的庇护，形成"武装保护+诈骗运营"的利益共生关系。在武装势力的庇护下，诈骗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园区内设有食堂、宿舍、健身房等设施，实行24小时轮班制，诈骗分子如同流水线上的工人，日夜不停地拨打电话、发送信息、操控平台。据获救人员描述，一些大型诈骗园区动辄容纳数千人。

2023年，公安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东南亚地区90%以上的"杀猪盘"诈骗团伙由中国人组织，受害者主要为国内高净值人群。境外电诈窝点已不再是简单的犯罪场所，而是形成了有组织架构、有技术支撑、有资金链条、有武装保护的产业化犯罪网络。

二、缅北电诈的覆灭——从"10·20事件"到雷霆清剿

缅北电诈的猖獗，根植于该地区特殊的政治与地缘环境。缅甸北部果敢、佤邦、小勐拉等地区长期处于地方武装割据状态，缅甸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控力极为有限。地方武装势力为获取军费，对电诈集团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形成了"以诈养武、以武护诈"的恶性循环。

在缅北电诈的黑暗版图中，以白所成、魏超仁、刘国玺、明学昌为首的四股地方势力长期盘踞果敢地区，控制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命脉。电诈产业兴起后，这些地方势力迅速将其纳入利益版图，通过提供场地、武装保护、人员招募等"服务"，从诈骗集团手中获取巨额收益。

2023年10月20日，一个转折点出现了。缅北果敢自治区明学昌家族控制的卧虎山庄电诈园区在转移涉诈人员过程中，明家武装人员开枪射击，造成中国籍人员4死4伤。这一事件成为推动缅北电诈清剿的导火索。中国公安部迅速将明学昌家族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发布通缉令。2023年11月15日，明学昌畏罪自杀；11月16日，其子女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等被缅甸警方抓获并移交中方。

2024年1月，中国公安部再次发布通缉令，对缅北果敢自治区白所成、魏怀仁、刘正祥等10名电诈集团重要头目进行公开悬赏通缉。2024年1月30日，缅甸警方依法向中国公安机关移交了白所成、白应苍、魏怀仁、刘正祥、刘正茂、徐老发6名缅北果敢电诈犯罪集团重要头目和另外4名重大犯罪嫌疑人。

自2023年7月部署打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项工作以来，公安部依托中缅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指挥云南、浙江等多地公安机关联合作战。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抓获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5.3万余名，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临近中国边境的缅北地区规模化电诈园区被全部铲除。

妙瓦底——新的打击焦点

当缅北的电诈园区被一一铲除，诈骗分子开始向新的区域转移——缅甸东部克伦邦的妙瓦底（Myawaddy）。妙瓦底与泰国仅一河之隔，地理位置隐蔽，地方武装势力盘根错节，成为电诈集团转移后的聚集地。据公安部通报，妙瓦底地区盘踞着数十个电诈园区，涉及人员数万人。

2025年1月，中国演员王星被骗至妙瓦底电诈园区的事件，将这一地区的犯罪状况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王星在泰国拍摄期间，被"剧组招聘"的虚假信息诱骗，经泰缅边境被带入妙瓦底。其家属在发现异常后迅速报警，并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求助信息，引发全网关注。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泰国警方、缅甸警方的多方协调下，王星于1月11日安全返回中国。

2025年初，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部级协调机制，持续开展多轮打击行动。2月20日，首批200名妙瓦底地区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经泰国被押解回国。此后，中缅泰三方持续深化合作，多次开展联合清剿行动。截至2025年底，累计已有7600余名在缅甸妙瓦底地区从事网赌电诈犯罪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KK园区494栋涉及赌诈犯罪的建筑物已被拆除，亚太新城赌诈园区也被彻底清剿。

三、跨境打击的法治实践

跨境电信诈骗的打击涉及法律、外交、情报、执法等多个维度。中国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尊重他国主权、注重国际合作的原则。

从引渡到遣返——跨境追逃的路径选择

2016年12月，代号为"长城行动"的跨境执法行动在西班牙展开。中国警方与西班牙执法部门密切配合，对隐藏在西班牙境内的电信诈骗团伙展开集中抓捕，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37名，其中台湾籍犯罪嫌疑人218名。这是中西两国警方首次联合打击跨境电信诈骗，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从欧洲国家一次性引渡犯罪嫌疑人数量最多的一次。

由于西班牙法律对引渡有严格规定，部分犯罪嫌疑人利用法律程序拖延引渡。经过数年司法博弈，西班牙法院最终裁定将其中200余名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受审。这场旷日持久的引渡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打击电信诈骗的坚定决心。

与引渡相比，遣返是更为常见的跨境追逃方式。在缅北电诈清剿行动中，中国公安机关与缅甸警方建立了高效的遣返机制：缅甸警方在境内抓获涉诈犯罪嫌疑人后，经身份核查、法律程序，直接将其移交中方。2024年以来，累计有5.3万余名缅北涉诈犯罪嫌疑人通过遣返方式移交中方，创造了跨境执法合作的高效率。

"断流"行动——斩断人员输送通道

2020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开展"断流"专案行动，重点打击组织招募人员赴境外从事电信诈骗的"蛇头"和团伙。这些"蛇头"通过社交平台发布"高薪招聘"信息，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等名义组织人员偷越国（边）境，将受害者输送至境外电诈窝点。

据公安部通报，2024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打掉组织偷渡赴境外从事电诈活动的犯罪团伙1200余个，抓获"蛇头"和骨干成员3500余名，查获偷渡人员1.2万余名。"断流"行动不仅减少了境外电诈的人力资源供给，更从根本上瓦解了诈骗集团的组织架构。

司法审判——跨境电诈的法治追责

2025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多起跨境电信诈骗案件。被告人以旅游、务工等虚假事由骗领出入境证件，前往缅甸、柬埔寨等境外电诈窝点，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平台客服或以"杀猪盘"方式对境内居民实施诈骗。法院经审理查明，这些被告人在境外电诈窝点从事诈骗活动期间，共骗取境内被害人资金数百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组织、策划、实施跨境电信诈骗的，无论犯罪行为发生在境内还是境外，均适用中国法律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被诱骗至境外从事诈骗活动的人员，如果能够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积极配合调查，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对于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则依法从严惩处。这种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既体现了法治的威严，也给予了误入歧途者改过自新的机会。

四、国际执法合作网络

电信诈骗的跨国性决定了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自应对。中国从双边执法协作到多边机制建设，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球的反诈合作网络。

中缅合作——打击跨境电诈的主渠道

缅甸是中国跨境电诈打击的最重要合作伙伴。中缅两国山水相连，在打击跨境犯罪方面有着长期的合作传统。2023年"10·20事件"后，中缅执法合作进入快车道。中国公安部与缅甸内政部建立了高层热线，定期会商、情报共享、联合行动成为常态。缅甸政府在中方推动下，对缅北地区的电诈园区展开大规模清剿，地方武装势力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配合。

中缅合作的成功，关键在于政治意愿与执法能力的双重保障。一方面，缅甸政府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将打击电诈纳入国家优先议程。另一方面，中国公安机关向缅甸警方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从情报分析到侦查手段，从人员培训到装备援助，帮助缅甸提升了执法能力。

中柬合作——高效协同的典范

柬埔寨是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合作伙伴。2024年以来，中柬警方开展多次联合执法行动，累计抓获涉诈犯罪嫌疑人2141名，捣毁电诈园区20余个。柬埔寨首相洪玛奈多次公开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打击电信诈骗，不允许柬埔寨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

中柬合作的亮点在于快速反应、高效协同。当情报显示某电诈园区即将转移时，中柬双方能够在24小时内完成情报核实、行动部署、现场抓捕的全流程。2024年8月，中柬两国警方在西港展开的一次联合行动中，仅用3小时就捣毁了一个容纳500余人的大型电诈园区，抓获犯罪嫌疑人380名。

中泰合作——从个案救援到机制建设

泰国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也是电诈分子诱骗受害者出境的重要中转站。2024年12月，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加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建立了从情报共享到联合行动、从人员遣返到资产追缴的全方位合作机制。

2025年1月的王星事件，是两国执法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王星被骗至妙瓦底后，其家属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求助。大使馆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协调泰国警方展开调查。泰国警方在接到中方通报后，立即展开搜救行动，最终成功将王星解救。这一事件展示了中泰执法合作的高效，也向潜在的电诈分子传递了明确信号。

澜湄合作——区域协同的多边平台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是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五国共同建立的次区域合作机制。2024年，澜湄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在云南昆明正式揭牌，标志着澜湄六国在执法安全领域的合作迈入制度化、常态化新阶段。

澜湄合作的核心优势在于区域全覆盖、信息全共享。通过建立统一的犯罪情报数据库和实时共享平台，六国警方能够及时掌握电诈团伙的人员流动、资金转移、窝点迁移等动态信息，实现"一处发现、全网响应"。2024年，澜湄合作框架下共开展联合行动12次，抓获涉诈犯罪嫌疑人3000余名，捣毁电诈园区30余个，解救被困人员2000余名。

五、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与中国参与

2024年8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这是联合国框架下首个专门针对网络犯罪的国际法律文件，标志着全球网络犯罪治理从碎片化走向体系化。中国作为公约谈判的核心参与方，全程深度参与，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从"布达佩斯公约"到"联合国公约"

在《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诞生之前，国际社会主要依赖2001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网络犯罪公约》（又称"布达佩斯公约"）。然而，该公约存在明显局限：由欧洲主导制定，主要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采取开放签署模式，非欧洲国家加入面临诸多法律障碍；在跨境数据调取、电子证据认定等关键问题上，未能充分考虑各国主权差异和法律体系多样性。

2017年，俄罗斯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决议草案，建议制定一项全面的国际公约以打击网络犯罪。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2019年，联合国大会正式设立"打击网络犯罪特设委员会"，开启了长达五年的谈判。中国全程深度参与谈判进程。

中国立场与发展中国家关切

在公约谈判中，中国始终坚持三项核心原则：一是尊重国家主权，反对任何国家借打击网络犯罪之名干涉他国内政；二是平衡安全与发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三是照顾各方关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和执法资源差异。

在跨境数据调取问题上，发达国家主张"直接调取"模式，即一国执法机关可直接向境外服务提供商调取数据，无需经过数据所在国同意。中国坚决反对这一主张，认为这实质上是技术强国对数据主权的侵蚀。经过反复博弈，公约最终确立了"请求协助"模式，即跨境数据调取必须通过被请求国的中央主管机关进行，充分尊重了各国对本国数据的管辖权。

在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上，中国积极推动设立专项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网络犯罪侦查、电子取证、司法协助等方面的能力。公约最终设立了"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专章，要求缔约国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培训、设备、专家支持等援助。

公约核心内容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共包含8章、93条，涵盖刑事定罪、管辖权、程序措施、国际合作、技术援助、预防措施等多个方面。在刑事定罪方面，公约将非法访问、非法拦截、数据干扰、系统干扰、设备滥用、与计算机相关的伪造和诈骗等行为列为刑事犯罪，为各国打击网络犯罪提供了统一的法律标准。在国际合作方面，公约建立了从引渡到司法协助、从联合调查到特殊侦查手段的全方位合作机制。

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贡献是多维度的。在法律层面，中国代表团在谈判中提出了数十条建设性意见，推动了公约在主权保护、技术援助、预防措施等方面的完善。在实践层面，中国通过"长城行动"、缅北清剿等成功案例，向世界展示了跨境打击网络犯罪的可行路径。2024年8月公约通过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与各国一道，推动公约早日生效，为全球网络犯罪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六、跨境治理的深层挑战

缅北电诈园区被铲除后，诈骗分子并未销声匿迹，而是向新的区域转移。2025年以来，部分诈骗团伙开始向阿联酋迪拜、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地转移。这些地区或因其金融监管宽松、或因其与中国的执法合作机制尚不完善，成为电诈集团的新目标。应对这一"打地鼠"困境，需要建立全球覆盖、动态响应的反诈网络。

2025年，AI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电诈的形态。诈骗分子利用AI生成深度伪造视频、克隆语音、自动化话术，使得诈骗的逼真度和效率大幅提升。据公安部通报，2024年以来，利用AI技术实施的电信诈骗案件同比增长了300%，"AI换脸"冒充熟人诈骗、"AI语音"冒充公检法诈骗等新型手法层出不穷。

面对AI时代的反诈挑战，中国正在构建AI对抗AI的技术防线。国家反诈中心联合国内科技企业，研发了反诈大模型，能够实时识别AI生成的虚假内容、自动阻断AI诈骗通话、智能预警AI诈骗风险。2024年，反诈大模型累计识别并拦截AI诈骗信息1.2亿条，预警潜在受害者800余万人次。

电信诈骗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中国推动构建国际反诈联盟的实践表明，坚持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主权、注重能力建设、推动技术共享，是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的有效路径。2025年，中国公安部明确提出将推动建立"全球反诈共同体"，以《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为法律框架，以澜湄合作、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为平台，构建覆盖全球、协同高效的反诈治理体系。

"电信诈骗是全人类的公敌，打击电诈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愿与各国一道，以《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为基石，以多边合作为纽带，以技术创新为动力，构建全球反诈命运共同体，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 中国公安部

从"缅北电诈"的猖獗到"国际反诈联盟"的构建，中国跨境电诈治理的历程表明：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里，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在一个命运与共的地球上，合作是不可替代的。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推动全球反诈治理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作战"，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更是对全球网络空间秩序的建设性贡献。

然而，这场斗争远未结束。当诈骗分子在AI技术的加持下变得更加狡猾，当"避风港"从东南亚转移到中东、非洲、拉美，当政治分歧成为国际合作的绊脚石——新的挑战仍在涌现。但正如一位反诈一线民警所说："我们不可能消灭所有的诈骗，但我们可以让诈骗的成本越来越高、成功率越来越低、空间越来越小。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对人民的承诺。"